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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分子如何走进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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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典型的射手座女生,热爱自由,厌烦约束,常常突发奇想,并富有冒险精神,这显然没给我的童年带来多少掌声和褒奖。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老师眼里调皮的捣乱分子。中小学时期,每份成绩单上的教师评语都出奇的一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老师希望你把聪明的头脑用到功课上。”然后就是一系列待治症状:上课讲悄悄…

 

踮起脚尖的童年

 

我是一个典型的射手座女生,热爱自由,厌烦约束,常常突发奇想,并富有冒险精神,这显然没给我的童年带来多少掌声和褒奖。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老师眼里调皮的捣乱分子。中小学时期,每份成绩单上的教师评语都出奇的一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老师希望你把聪明的头脑用到功课上。”然后就是一系列待治症状:上课讲悄悄话,爱做小动作,作业不按时交,等等。如果有一天我重回旧地,应该去教室的后门角落站一站,因为不乖被老师列为特殊关照对象的我就是在那寂寞的角落里,与几个调皮男生为伍,慢慢练就了刀枪不入的厚脸皮。

 

然而,厚脸皮也会被羞愧烧红。老实说,我也向往鲜花和表扬,不然,每次拿着考卷回家要父母签名时,不会有一种无地自容的犯罪感,也不会在拿到成绩单时反思到深夜,然后和妈妈连夜奋写“辞旧迎新雪耻计划书”。其实,出生在医生家庭的我,从小就很清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深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惜以我当时的自制力,连坚持做三天“好学生”都很难。

 

记得一次我趁老师转身写板书时在前排同学背上画画,被老师发现了,放学后,老师在讲台上改作业,我照例站壁角反省。妈妈见我迟迟没回家,就来学校接我,结果被老师不留情面地训哭了,说她对我管教不严。我终于意识到,女儿站壁角对父母来说是件耻辱的事。回到家,我主动向妈妈认错:“我让你失望了,对不起。我知道你对我没信心,可我对自己有信心。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正是时候。”

 

次日清晨,我搬条矮凳坐家门口,开始了早读,我用琅琅读书声告诉妈妈,我是好学生。我的表现让妈妈来了劲头,为了给我新鲜感,她先后买了7个闹钟,用不同的铃声催我早起。

 

应该说我很幸运,我的父亲抓大放小,我的母亲注重细节,他们较少干预我,从来不刻意要求我怎样,但注重对我潜移默化的品格教育,善于因势利导激发我的潜能。养、育、教、领、导,父母确实为我营造了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

 

记得我5岁生日那天,妈妈送了我很特别的礼物——一双芭蕾舞鞋。直到今天我依然啧啧称赞爸爸妈妈的睿智,他们针对我好动又散漫的心性,帮我找到治愈这些症状的良方——舞蹈。记得当时我们家住在市郊,每个周末,爸爸都用他那辆破旧自行车载着我,妈妈也骑自行车在旁边紧跟着,颠簸一个多小时送我去练舞。一路上,我们即兴发挥,把路边所见所闻串联起来编成歌和诗,畅快地唱啊,笑啊,朗诵啊!那些坑坑洼洼的小路,以及路两旁的柿子树,水塘,田地,构成了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

 

舞校的训练是艰苦的,尤其是寒暑假的特训。“再开一点!再高一点!再延展一点!”我就这样踮着脚尖,旋转着,每天进步一点点,泪水汗水给了我无比享受的回报,教练每一个赞许的眼神,父母的每一次鼓掌,都给我带来无穷的动力。

 

动静结合,因舞蹈而更加自信的我成绩渐渐从“中下游”划到“中游”,又慢慢挤进了“中上游”,“辞旧迎新雪耻计划书”上那条缓慢上升的曲线虽说坡度不大,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很有成就感。

 

可以说,是舞蹈唤起了我强烈的求胜心,练就了我坚强的意志。每当踮起脚尖时,我都无比惊讶,那穿着细巧柔软舞鞋的足尖竟能顶起一整个身子;每当踮起脚尖时,我都无比好奇,原来可以碎步把前行的路走得如此优美;每当踮起脚尖时,我都无比兴奋,心也随即开始飞翔,直到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才明白,攀登,必须脚踏实地。从懵懂的小孩,到青涩的少年,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舞蹈把我推上一个又一个舞台,使我有机会用肢体语言尽情诉说自己的梦想。

 

“小作家”与“数学困难户”

 

偏科一直是我最大的特色。

 

从《古文观止》到《悲惨世界》,从《少年文艺》到《萌芽》,阅读是我的一大爱好。可以说,家里的藏书柜是我记忆中的天堂,在文字搭筑的城堡里,我穿梭于时空间不断汲取知识。毋庸置疑,语文一直是我最拿手最喜欢的学科。每个新学期,我最期待的就是拿到散发浓浓油墨香味的语文课本,然后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里面的每一篇课文。语文也是我有些惨不忍睹的成绩单上持续几近满分的学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的班主任陈老师注意到了我在写作上的特长,开始鼓励我去参加大大小小的写作比赛,这些经历让我在得到锻炼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文字带给我的极大乐趣。从初一开始,我担任起学校《迟桂花》校刊的总编辑,并开始撰写自己的专栏,几乎每周的早读课,老师都会让我上台朗读我写的文章。从写作,朗诵,到演讲,再到学校文艺汇演的节目主持人,兴趣所致,我干得不亦乐乎且得心应手。

 

到了初二,学校开始组织分学科的周六辅导班,成绩优异的同学选拔进尖子班参加竞赛培训,而需要特别辅导才能跟上一般进度的同学就会被收纳到补习班,我当仁不让成为语文尖子班的尖子生,也顺理成章坐进数学的补习班。

 

补习班的代课老师,是刚刚从浙江大学毕业来实习的任老师。大哥哥模样的任老师,为拯救我们这群患有“数字麻木症”的孩子们,倾注了惊人的耐心和创造力,他做了很多写着不同难度数学题的小卡片,做完一张,再兑换下一关的题卡,而每完成5关的题卡就可以获得一个铅笔盒之类的礼物。闯关游戏般的学习方式点燃了我的挑战欲,不知不觉中,我对数学的厌恶和恐惧也逐渐消退了。当我终于可以离开补习班的时候,任老师在我们学校的一年实习期也结束了。在欢送任老师的班会上,他给每个学生写励志祝语,轮到我的时候,他一边在我的纪念册上写着潇洒的文字,一边笑眯眯地问:“你以后想做什么?作家,舞蹈家,还是新闻发言人?”我调皮地脱口而出:“反正和数学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哦,真的吗?”他狡黠的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而现在的我,很想亲口告诉他,当年的数学困难户,如今工作学习中有50%的时间都与统计模型有关,想必他听了一定会很惊讶吧。

 

随着书柜里一期期《少年文艺》的增多,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还没来得及做冲刺准备,初三就开始了,升学率和名次这时候成了每天回家饭桌上的热点词。我就读的初中只有3%的重点高中升学率,10%的学生可以考上稍微好一些的普通高中继续学业,而剩余的87%学生或者留在本校继续拼搏比3%更低的大学升学率,或者选择去职业高中及其他技术院校。

 

我当时的名次一直徘徊在15%-20%,也就是说,想要考上重点高中简直是痴人说梦。爸爸妈妈虽然知道竞争的激烈,现实的不乐观,却一直鼓励我,说我还有80%的大脑没拿来学习,要是肯努力,考重点高中希望很大。我乐呵呵地深信不疑我那80%的大脑会在关键时候帮我一把。刻不容缓,我也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迎考的备战状态中。很显然短时间的冲刺是不够用来预热这闲置太久的80%,那些迎接中考的豪言壮语就像倒在坑坑洼洼中的沙石,经不起一阵风的吹刮。再加上客观原因,考数学时监考老师误把卷子的密封线当裁切线裁开了,由此导致的精神紧张及考试时间的浪费,仅仅几分之差,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

 

捂着中考失败的人生第一个创口开始高中课程前,我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个暑假,我参加了杭州日报社举办的小记者招考。没有家长作陪,我根据妈妈画的公交线路图独自出发,在这场令人瞩目的选拔赛中,经过一连几天面试、笔试、采访层层筛选,终于幸运地成为被录取6名《杭州日报》特聘小记者中的其中一名。我恍然大悟,原来人生舞台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只是,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浙大见——我的Z计划

 

重点高中对我说“No”,我和爸爸妈妈为择校苦恼,就在我们无奈又纠结时,柳暗花明,我所在的城市,成立了一所民办“准重点”高中——Y中学,面向和重点高中失之交臂的学生,不过得交一笔不菲的建校赞助费。这对工薪阶层的父母来说是个大数目,但他们没有犹豫,我成了这所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用爸爸妈妈的话来说,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准备用一颗玩乐的心继续懵懵懂懂的学业。然而,出乎爸爸妈妈的意料,高中三年彻底改变了我。

 

中考失败本身虽然没让我失落多久,但是与之俱来的压力却是无形且真切的。在开学前的一次聚会上,一个远房亲戚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的孩子心思要用在学业上,拿我做反面教材,说舞跳得好,文章能见报,能当主持人,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于学业毫无意义,到头来读个高中还得比别人多花钱。听完亲戚的话,我的心为之一颤,同时也无比羞愧。如果说刺耳的言语伤到了我的心理,那父母强颜欢笑却难掩失落的样子却刺到了我的血肉深处。我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耻辱,我想要他们脸上永远挂着看我演出时的满足,我想要他们嘴角永远写着读我发表的文章时的欢喜。

 

踏进新校门,我懂得了光阴之宝贵,明白了看似平平淡淡的时间中包含了排山倒海的力量,只要合理安排并见缝插针利用它。我相信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不是机械、单调的。周而复始,是为了让我领悟:错过了那么多后,还可以携着憧憬再次出发。

 

射手座的天性和舞校的锻炼,注定了我是一个不肯等待也不肯低头的女孩。当我很想很想做一件事情时会忘记时间,忘记一切。我开始用赴战的心态规划我的学业。黑川康正的《追求效率的赢家》给了我莫大的启发,从时间管理开始做起,我用笔记本记录着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个新目标。我给我的笔记本起了一个名字,《我的Z计划》。Z代表“Zealous”,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质变需要疯狂的量变的积累。

 

刚成立的Y中学给了我们首届学子一个巨大的舞台和自由轻松的成长环境,校歌,校服,校徽,社团,统统来自老师和学生独具匠心的创意。Y中学的日子于我而言,是很特别的成长经历。在老师鼓励下,我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创建了学校记者团,用油墨纸制作一期又一期手写的校园小报。由于新的宿舍楼还未竣工,我们这些住校生一开始聚集在顶楼的大教室里。一个教室有24张床,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是枯燥的闹铃,而是校园广播里师生们选的音乐。老师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朋友,或者战友。从进入Y中学的第一天开始,老师们就一直提醒着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并用“哀兵必胜”的故事,激励我们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等到学校的学生宿舍楼终于落成,《我的Z计划》已经写满了3本,也到了高考的季节。那个夏天空气中洋溢着的青草味,以及Y中学黑砂跑道上因炙热散发出的独特香气,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课,没有壮志满怀的演说,没有催人泪下的祝福,每一门学科的老师像父母一般,轮番细心交代了怎样注意休息,怎样防止中暑,怎样放松心情。那年7月的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带着最重的祝福,最轻的负担,在考卷上认真书写下了这三年的收获与感触。考完的那一瞬,我的感觉就仿佛舞剧结束时,向老师,向父母,更是向自己,行了一个完美的谢幕礼。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我去了浙江大学。

 

……

 

来源:摘自《我在哈佛上大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2月出版        作者:钟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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