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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大学校长施迈克:你得思考怎么用所学去解决整个社会的议题

来源:今日看点 日期:2018-02-11   人气: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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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不应该是被束之高阁在象牙塔里跳舞,而应该探出头来看到更宏大的世界后,再去想好该如何回答现实提出的疑问。”

2008年上任校长后,施迈克博士(Dr. Michael Spencer)每年都会来中国好几次,但总有一次行程不仅无法推掉,还得隆重准备。每年,悉尼大学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专为中国学生举办毕业典礼。这在海外高校里并不常见,但该项传统在悉尼大学一直保留了12年。

 

与中国维持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习惯,对澳洲来说也是如此。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未来1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将促使澳洲在服务产业新增100万个工作岗位。高等教育对该国意义重大,它已经成为澳洲最有名的出口品。

 

联邦政府想尽办法的吸引海外留学生。2011年实施一系列教育改革后,澳洲的研究生教育走到世界前列。留学生签证也被调整至“低风险”类别,简化后的申请流程,大大缩短出签时间。

 

作为澳大利亚第一所高校,悉尼大学在全球大学排行中榜上有名。在施迈克看来,他们无意在名次上与英美高校一较高下,各自秉承的教育理念不同罢了。在牛津呆过20年,再到澳洲当校长,他发现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将精英文化摆在神坛,视为首位教育目标。

 

在学术探讨之外,悉尼大学增加许多“接地气”的课程设置,比如开设兽医、护理、营销,以及学中文的课程。2015年,有1604位学生注册学中文课程,而今年这个数字达到1832位。选择该课程的学生,每年还有到北大和复旦等培训的机会。施迈克认为,我们活在“亚洲世纪”,学习语言当然也是与世界接轨的方式。界面新闻有机会与施迈克博士聊了聊他的教育理念、学中文时的趣闻,以及身为澳洲大学校长为学费这件事操碎心的经历。

 

界面新闻:今年在QS就业排名榜上,悉尼大学获得澳洲学校中的第一名,但在总排名上是位于第三位。您怎么看待名次上的差异?

 

施迈克:我们能在就业榜上有这样的成绩很令人高兴。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的就业率上,我们花费大量精力。你先得确保学生有就业技能,还得保证他们能被外界认可。我们做到了。至于总体排名,每家都有不一样的标准,只要始终保持在全球TOP5%的序列中,具体名次也没那么重要。

 

但我必须说明一点,对高校来说,专业面设置得越窄,在排名时优势会越明显。相对其他学校,我们专业范围太广。举例来说,我在牛津待过20年,它总能名列前茅,但牛津不会有兽医学、护理学、理疗、音乐表演、艺术创造或者农业等专业。这些专业现实意义更强,但排名者未必喜欢。我们作为澳洲大学,花费很大的精力在研究澳洲本土的议题上,本身无可厚非,像农业和医护专业就是符合国情的设置。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他们的排名标准,也不难发现偏见。无论是泰晤士高等教育还是QS,亦或者是US News(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当他们评价学术影响力时,都会选用英美期刊上发布的论文来作为依据,而如果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根本就不作数,你怎么能保证他们公正客观呢?有些议题的研究可能是传统学术研究中无法涉及到的。

 

界面新闻:说回就业,中国留学生就业情况如何?

 

施迈克:我们在硕博的就业率上很可观,对国际学生,学校希望他们在毕业离开澳洲之前,能有一些工作经历,对回国就业也有帮助。如果学生毕业后回中国,我们无法统计的就业情况,但从校友情况来看,他们现在已经相当优秀。

 

澳洲移民政策对硕士学历的申请者来说,非常宽容。毕业后,想留下来也没问题。即便不留下来,毕业生可以申请延期居留,你仍然可以在这里找工作。像美国、英国,就没有这么开放。英国完全不给留学生们一个缓冲期,一毕业就得离开。

 

界面新闻:今年4、5月的时候,澳洲联邦政府称他们打算削减28亿教育经费,不仅学生每年要额外支付两千多学费,还贷的时间也提前。您了解学生对此的意见如何?这项提案的后续进展如何?

 

施迈克:在校学生及家长,还有一些普通大众都很激烈的反对这个提案,直接导致该提案无法被议会通过。作为澳洲大学的校长,你能看到每一个公民都很重视高等教育的质量。校方是很高兴的,如果该法案通过,我们未来四年将损失5000万澳元的进账,将影响员工福利、教育投入和学生支助等方方面面。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澳洲政府提出要在高等教育费用上改革。他们有时说要减少经费,有时说要增加学费,作为夹在中间的校长,你需要平衡好政府考量和学生利益。

 

大部分学校的财政来源要么来自学费,要么来自政府补贴。如果政府说他们想要减少教育支出,学费自然会上涨。如果学校不能保证学生拿到可观的奖学金,优秀学生会丧失兴趣。对本地学生还有解决方案,他们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性质的助学金,毕业后偿还,而国际学生就只能通过奖学金。

 

在2008年我上任时,发起了一项自筹收入的改革计划,并定下在2017年筹集6亿澳元款项的目标。因为太有野心,该计划在澳洲教育领域引起很大反向。不过现在我们做到了,到今年,共筹集到8亿元资金。我们提供的奖学金总额也达到9600万澳元,比2015年时上涨10%。

 

2014年,涨学费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准备一系列方案。我曾经提出,如果澳洲要涨学费,就将学校奖学金翻倍。不过后来,涨学费的提案并没有通过。毕竟在高等教育上动刀,牵扯太多利益。学校需要科研经费,以保持竞争力;提高教学质量,则需要聘请更厉害的教师。更重要的事情,大学需要保证任何人都能来接受高等教育,而不仅仅是有能力付得起学费的人来上。有很多方法能够做到这些,提供给学生奖学金,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指出,政府出台助学贷款等政策。1850年建校时,悉尼大学提出,要让每个阶层的孩子都能通过教育成为更好和更有用的人,我们一直在努力将信念传承下去。

 

界面新闻:去年全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或多或少影响国际学生对留学目的地的选择,澳大利亚有感受到这些变化嘛?

 

施迈克:悉尼大学现在的国际学生来自120多个国家,我们的确能近距离的看到国际学生态度转变。全球不确定性反倒让澳洲变得更加吸引人。

 

有几个原因,一来,传统留学目的地英国和美国都相继变得保守,另外,澳洲大学在本科教学内容上在积极转变。在美国,本科教育是你似乎什么都学,但什么都没学到。他们的本科教育实在太广泛,如果你想要正儿八经的学习某专业,就必须再去读一个硕士课程才行。而在英国,情况则恰好相反。在本科阶段,你可能单独学习了法语、文学、英语言文学、物理等等,但其它学科无法兼容。学生知识面实在太窄,没有办法跟上时代变化。

 

澳洲花很长时间处理教育深度和广度之间的矛盾。我们审视本科课程,去发现学生们到底需要什么,才能成为操控机器,而不是被机器所操控的人。他们需要培养多方面的能力,学科能力、批判思维、沟通能力,以及广泛学习的能力。我们提供给学生去全球其他高校读双学位的机会,以获得全球视野;所有学生都要求学习第二外语,接近一半学生得去海外学习;他们还得知道,怎样把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我们会尽可能的提供各种实践机会。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兼顾学术和就业技能。

 

我们现在的国际学生比例是39%,其中一半来自中国,占比23.16%。印度学生人数也在上涨,还有很多国际学生从美国来。无论占比怎么变化,与中国的合作仍然相当紧密。我们有200名员工直接在中国工作。去年,悉尼大学还被评为与中国大学合作最频繁的高校之一,位列第四。

 

界面新闻:您接触了那么多中国校友,他们与其他国家校友团体的不同在哪?

 

施迈克:他们很乐于与学校保持联系,希望培养澳洲的人脉。现在的澳洲留学生,对中国的发展比以前更激动。10年前的情况是,很多留学生毕业就直接待在澳洲。但现在,大部分人都愿意回国发展。中国发展速度令全球吃惊,他们是很想回去搭上这班车。这也是我们在苏州建立中国中心的原因,提供学术交流,并维持校友关系。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位中国校友白林松,他在2014年设计一款智能交互垃圾桶TetraBIN,成功在澳大利亚街头使用。他来自建筑设计专业,这个作品还在2015年亮相北京设计周,现在在纽约和上海都有应用。

 

界面新闻:听说您从很早就开始学习中文?能讲讲学中文的经历吗?

 

施迈克:我在牛津上学时就开始学习中文,牛津在中国还建立了学习中心。我一直都觉得学习中文非常有用,不过现在有些荒废,但与出租车司机交流完全没问题。

 

如果你学习德语或韩语,你必须要理解力非常好,毕竟说这些语言的人群数量太少,你需要努力跟上他们,母语者也不会自降身段迎合你。学英语和中文就不一样,你可能只学习了一点点词汇,但因为说的人多,对方会尽可能的去理解你所表达的内容。特别是中国人,对学中文的外国人会非常耐心。你要是学法语,可能情况完全相反,他们会打击你,鄙视你说的不好,初学者就很难进步。

 

当我2010年来中国时,大家听到我讲中文会对此印象深刻,因为那时会说中文的老外还不是很多。但最近一次,我和儿子去买手表,向店员用中文询问某款特殊材料的手表时,他对我能说出手表材质,并没有很惊讶。放在五年前,这肯定是件稀罕事。越来越多外国人精通汉语,这件事变得非常平常。这可能是世界文化趋势,也说明中国在世界地位的转变。我相信,这是很能够帮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文化自信。

 

界面新闻:有什么事情是你深信不疑,但现在有所怀疑的?

 

施迈克:如果我在牛津时,你问我一所大学必须做到哪些事情,我可能说,大学必须得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以及很强的研究能力。我那时认为,研究能力就是指你能在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或要为学术奖项打拼。

 

这些固然很重要,但来到澳洲后,我发现大学所能提供的课程内容可以那么多样,你的视野会扩大很多。眼里不止得有学术,而更得思考怎么用自己学到的东西解决整个社会的议题。比如,怎样治疗糖尿病,怎样让网络提速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思维方式往往与学术问题是不同的。好比,我们要研究人们体重越来越夸张的议题,你不仅要了解超重人群的购物、饮食习惯,还得考察食物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供应链当中有哪些环节。这需要跨学科相互作用,无法局限在单一领域。我们的学术界往往对现实问题不屑一顾,但恰巧忽略“有用的东西也是有价值的”。高等教育不应该是被束之高阁在象牙塔里跳舞,而应该探出头来看到更宏大的世界后,再去想好该如何回答现实提出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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