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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你的全科医生——英国的基础医疗制度

��Դ��你好网 ���ڣ�2012-02-24   ������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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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全国99%的居民都通过注册的形式和一位全科医生挂钩。全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使医生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病人采取预防性措施,也使病人和医生之间可以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避免医患矛盾。


  全国99%的居民都通过注册的形式和一位全科医生挂钩。全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使医生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病人采取预防性措施,也使病人和医生之间可以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避免医患矛盾。

  两次就医经验:个性化服务

  在英国的医疗体制里,基础医疗是中流砥柱。这个基础医疗由全科医师为骨干构成,全国99%的居民都通过注册的形式和一位全科医生挂钩。全科医生关注病人全方位的健康,不是只专注某个有病的器官。全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使医生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病人采取预防性措施,也使病人和医生之间可以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避免医患矛盾。

  去英国留学时,一入学就收到一封信,让我去注册一位全科医生。英国全民享受免费的医疗福利,外国人也沾了光。我注册的全科医生的诊所里有四五个医生,离我的宿舍很近,走十分钟就可以到。这是个牛津城里的普通诊所,普通居民也在那里看病,不是专为学生服务的“校医院”。去那里非常方便,一般早晨打电话挂号预约,下午就可以去。相当准时,预约3点,一般3点10分前可以就诊。

  我在英国上学五年,其间有过十多次就诊经验,感觉都很好,远胜于美国,尤其是其中的两次令我难忘。

  一次是冬天感冒,我有些头痛和低烧,当时学习很忙,一直没去看病。忽然一天夜里收到学校发的紧急电邮,说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得了脑膜炎, 让有头痛发烧症状的人提高警惕。我立刻紧张起来,当时已是深夜,诊所关门了,有急诊室的医院又很远。幸亏诊所有24小时值班的医生,可以电话联系。于是我打了电话。值班医生不是我的全科医生,但他调出了我的病历,了解了我全面的健康状况,又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他说,我的情况不像是脑膜炎,因为我没有呕吐、颈部疼痛等症状,而且已感冒一个多星期,头痛发烧等症状没有越来越加重的现象,脑膜炎的症状一般是会很快加重。他让我采取一些缓解感冒症状的方法,如多喝热柠檬水等。他的话使我安心入睡,第二天症状减轻了不少。

  另一次,连续几个星期我常常出现胃气胀的症状,以前虽然也有过类似情况,但没有连续发生过,我生怕胃里会长出恶性的东西来,就去看我的全科医生。他检查后说,几年来我都有过类似症状,如果是恶性的,会发展得很严重,不仅次数会增加,而且疼痛程度也会加重。他不断引导我回想,近几个星期以来有哪些因素会引起胃气胀,从饮食、天气、环境到生活习惯。后来我想到,两个多月前换了宿舍,新宿舍离学院的饭堂较远,我就少去饭堂吃饭了,自己在宿舍里煮些东西,吃的时候喜欢坐在电脑前面,边看边吃,那种坐姿会窝曲着胃部。他让我不要再坐在电脑前面边看边吃,再观察情况是否会有好转,不行就再来诊所做进一步检查。我后来不再坐在电脑前面边看边吃,情况果然好转。

  这些就诊不仅使我的病症好转,同时增加了我的保健知识,而且是很个性化、很有针对性的知识,以后我都有意无意地用这些知识指导自己的行为。

  英国对美国,哪个更好?

  回到美国后,把我的英国经验讲给美国朋友听,有时却会惹出美国人对英国医疗制度的非议。美国和英国的医疗制度完全不同,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念。英国是福利化的医疗制度,由政府通过税收来支付医疗费用,绝大多数医院是公立的,基础医疗的全科医生以合同形式受雇于政府;美国是市场化的医疗制度,自己(或者通过雇主)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绝大多数医院是私立的,医生的诊所也都是私立的。基于不同的理念,美国人的非议主要有三。

  第一:“英国制度缺少‘选择的自由’,病人只能从政府给出的全科医生名单中选医生(我当时只能从四五个医生中选一位),在美国的医疗市场上,病人能有选择的自由。”

  其实,市场上的这种选择的自由,只是理论上的完美假想,现实中极难实现,有太多障碍。首先是金钱的障碍,要想参加选择度大的医保,就得交很高的保费,自由度越高, 保费也越高,富人能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一般人的选择自由并不大。

  另一大障碍来自保险公司的医生名单,私人的保险公司很多,医生并不是和每个保险公司都挂钩,各个保险公司旗下的医生也是有限的,病人若想在自己的保险公司中找到离家很近的医生,能选择的名单就非常有限。

  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信息的复杂,各个保险公司对各项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都不相同,这些项目成千上百,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信息量太庞大,病人要想事先搞清所有项目的含义,并且比较各个保险公司的价格,再来做自由的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非议是:“政府办的医疗福利制度一定低效。”这种非议是基于“市场效率高,政府效率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从教条出发的想当然推论,而不是通过实践检验的结论。实践检验的数据显示,以2007年为例,从费用成本来看,英国的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8.4%,美国的占14.9%;从健康效果来看,英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9岁,美国人的是78岁,英国的千名婴儿死亡率是5,美国的是7。这些数据说明,美国的医疗制度是花钱多、成效少,这怎么能说市场化的医疗制度比福利化的医疗制度效率高呢?

  第三个非议是:“福利医疗病人看病不花钱,会导致病人滥用医疗服务,浪费资源。”有人特别针对我的例子说:“感冒、胃胀这样的小病去看医生是浪费。”

  这种非议起码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小病看医生有预防为主的效果,在美国许多人因为怕花钱,小病不看结果酿成大病,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来治疗,这是造成美国医疗成本高的一个原因;在英国,由于医生在看小病的时候能向病人传播保健知识,使病人可以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培养判断细微症状的能力,最终能增加国民防病抗病的素质。

  第二,批评看小病浪费的人,往往不批评其它物质消费的浪费现象。譬如,买一件新衣服穿一次就不再穿了、不需要开汽车也赶时髦买汽车,对于这些现象,很少被批评为“浪费”,很多时候还被誉为“扩大消费、增加就业、拉动经济”。究竟哪种行为更浪费了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更妨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呢?制造汽车服装需要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而看病基本不涉及不可再生的资源。从增加就业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固然能增加就业,医疗服务也能增加就业,而且是素质更高的就业。因此,能够扩大医疗保健消费的制度应该是更有可持续性的。要扩大医疗消费,就需要使医疗服务的价格低廉。英国的廉价医疗是用税收支付的,税负在这里扮演了“引导医疗消费”的角色,美国人交税少,虽然口袋里的钱多了,但这些钱往往是用去买衣服汽车等东西,而不是去“看小病”,无法拉动经济向重健康、低能耗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医疗制度走过了一段“市场化”的弯路,在进行新的体制改革时,英国的医疗制度,尤其是以全科医生为骨干的基础医疗,可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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