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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代表着什么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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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在中国已经甚为耳熟。人们对于耳熟的东西,也往往误会很多。10年前,中国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常青藤作为“研究性大学”被当成模仿的标本。如今,中国的留学潮从研究院蔓延到了本科,常青藤的博雅教育、“完人”(well-rounded person)培养的理念,也被广为讨论,成为批判中国“应试教育”的有力武…

 

“常青藤”在中国已经甚为耳熟。人们对于耳熟的东西,也往往误会很多。10年前,中国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常青藤作为“研究性大学”被当成模仿的标本。如今,中国的留学潮从研究院蔓延到了本科,常青藤的博雅教育、“完人”(well-rounded person)培养的理念,也被广为讨论,成为批判中国“应试教育”的有力武器。另外,在制度上,常青藤基本属于私立,和官办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似乎也成为市场效率的明证,值得中国的大学借鉴。

在我看来,对常青藤的这些认识,都有简单化之嫌。我个人作为美国教育制度的介绍者,对此也并非没有责任。现在的常青藤固然多为研究性大学,但却来自于和研究性大学非常不同的传统。教育的“完人”理想固然可贵,但这种贵族性的理念长期以来被用于维护上流社会的既得利益,有着相当丑陋的历史。相比之下,常青藤录取中的“应试化”,倒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作为私立的常青藤,充分利用了市场模式,比起欧洲的官办大学来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但是,常青藤在战后的进步,往往和联邦资金的大量介入、政府的一系列法规有密切关系。总之,常青藤有着悠久丰富的传统,但很难代表一个一成不变的教育理念。理解常青藤,就必须分析其复杂的历史基因。

 “牛桥传统”

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几大传统的汇流。追根寻源,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盟校属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或称“牛桥传统”(Oxbridge),即牛津-剑桥所代表的高等教育。这派的要旨,是培养“完人”,强调通才教育而轻视专业研究。牛津、剑桥到20世纪初尚不授予博士学位。人,而非专业,是教育的核心。

平民社会急剧扩张,几所贵族气十足的常青藤自然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的需求。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通过了“颁地法”,即1862年的Merrill Land Grant Act和1887年的Hatch Act,拨给各州大量的联邦土地,让其用卖地所得的款项建立和发展州立大学,其宗旨是传授实用的生产技艺,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技艺。密歇根、威斯康星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州立大学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型的。直到今天,州立大学大多比较强调实用技能,也是和这种下里巴人的起源有关。

到19世纪末,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崛起,其基本理念是把大学建成学术工厂,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组成专门的科系,研究人员在严格的分工下推进知识的新边疆。这种专业化体制,使德国在科学研究上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爱因斯坦等一代科学巨子,实际上都是德国体制的产品。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显然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一体制的优势,仿照德国模式建立了一系列私立的研究型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等,都是在这一潮流中问世的。到20世纪,这种研究型大学和顶尖的州立大学汇流,强调专业训练,强调课程,和标举“完人”教育理想的常青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了急剧的工业扩张,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样一个激荡的年代,常青藤依然还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精英阶层的私人俱乐部。其学生来源,主要是纽约、新英格兰地区的几所贵族寄宿学校。从这些寄宿学校到常青藤,都模仿伊顿公学式的英国贵族教育,注重培养人格品性、发展领袖才能、强调品味举止。其中体育训练地位尤高。19世纪英国一直有这样的说法:拿破仑就是靠那些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玩球的孩子们打败的。这样的精英教育,实际上体现了欧洲贵族的精神。贵族说到底就是一个职业军事集团。对武力的垄断,是其统治的基础。直到二战前,在常青藤里,学生的地位往往要看体育才能和家门,学术在其次。看看那时的校长,绝大部分年轻时都是运动健将。大学教授的地位则微不足道。

可以说,此时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不过是地方院校或大点的寄宿学校而已。富家子弟来到这里打打闹闹、吃吃喝喝、不停地派对,培育了深厚的人脉,日后靠着这些本钱,从老子手里接过江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Francis Landley Patton不无得意地说:“绅士们,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承认:普林斯顿是一所富人的大学。而富人到大学并不是经常来读书的。”耶鲁1904年的年度纪念册夸口:“比起记忆中的任何一年来,我们都拥有着更多的绅士和更少的学者。”在那个年月,进耶鲁的目的是认识人,学习则是个错误。用功读书的学生在常青藤普遍受到取笑,被称为“苦磨”(grind)或“鸡蛋脑袋”,成为人格缺陷的象征。此时常青藤的学术质量,几成笑谈。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是个缺乏贵族传统的平民社会。但是,常青藤则自以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已成了世界的统治种族,希望通过教育把这样的统治给固化。于是教育的目标就成为培养绅士。20世纪末一些学者曾经用“绅士资本主义”形容大英帝国的衰落。这一概念对于分析当时的常青藤颇有启发。那些盎格鲁-萨克逊精英觉得已经天下坐定,要靠着自己的品格充当社会的监护人,置身于现实的种种争斗之上,不理俗务,把竞争、奋斗视为一门心思向上爬的小人性格。这样的锱铢必较,实乃君子不为。

哈佛改革三杰

但是,19世纪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蓬勃崛起的时代。很快优生学也大行其道。如此固步自封地培养公子哥儿,岂能在物竞天择中生存下来?德国研究型大学所代表的,是高度现代化的学术组织,已经显示出无可争议的效率。美国本土的研究型大学也开始建立,州立大学蓬勃发展。常青藤再不变革,就难以保持基本的学术信誉,成为败家子的庇护所。连盎格鲁萨-克逊精英阶层中的优异子弟,在上大学时也会另谋高就。

所以,从19世纪末起,常青藤开始了一系列改革。走走停停,进两步退一步,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这种改革精神,集中体现在3位杰出的校长身上:1866-1909年间的哈佛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1933-1953年间的哈佛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和1963-1977年间的耶鲁校长Kingman Brewster Jr.。3人跨越了3个关键性时代。虽然每人都在自己的学校发动变革,但其举动和作为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对于今日的常青藤,有着关键性的塑造作用。

这3位校长,都有强烈的自由派倾向,不过又都是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维护者。他们最大的一个共同信念是:贫富分化、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正常的发展结果。但是,机会平等则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要害所在。只要普通百姓相信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能够出人头地,他们就会对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信心,哪怕竞争的结果并不平等。大学则是维护这种机会平等的核心制度。因此,必须打破某一阶层或种族对常青藤的垄断。

艾略特看到了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强调学术标准,对无所事事的富家子弟缺乏耐心,称他们思想委琐、词汇贫乏、缺少判断力,对历史、文学、科学等毫无感觉,更没有个人奋斗的意志。他一方面加大了哈佛所提供的课程,开创了自由选课制度,另一方面取消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入学要求,因为只有那些寄宿学校才有条件讲授这样的古典文字。同时提高奖学金,试图把哈佛变成一个对穷人和富人都欢迎的地方。这种努力,使哈佛在常青藤中独树一帜,成为学术水准最高的学校。到了1908年,哈佛新生中竟有45%来自公立学校。哈佛在常青藤中成为最为平民化的学府。

可惜,艾略特在盎格鲁萨-克逊精英把持一切的时代,作为的空间有限。他的继任者Abbot Lawrence Lowell(1909-1933年在任)是个极端保守的校长。此时正好赶上优生学的盛行。盎格鲁-萨克逊自认为是优等种族,不可一世。艾略特坚持学术标准,选贤与能,一个结果是让纽约贫民窟里苦用功的犹太人子弟大量涌入哈佛,使犹太学生的比例一度到了百分之二十几。Lowell将此视为哈佛的大危机。他加入了其他常青藤盟校的行列,一起应对“犹太人问题”,并对哈佛录取的犹太学生制定限额。他们的理论是:如果常青藤里犹太学生过多,盎格鲁-萨克逊学生就将对之回避,学校的性质就改变了。为此,常青藤在录取时普遍强调那些不可量化的人格因素,如领袖气质、人际能力、气质品性以及运动才能等等。学术仍然是常青藤中的一个次要标准。

等1933年James Bryant Conant接任哈佛校长时,局面又一次改变。James Bryant Conant并非对犹太人没有歧视,但他本质上是位科学家,读高中时因为化学上的天赋,被推荐跳级,师从美国的第一位诺奖得主、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Theodore William Richards,普遍被看好是下一位诺奖得主。James Bryant Conant不仅大力鼓吹选贤与能的英才主义,要求把学术作为录取的首要标准,在政治上比艾略特激进得多。他是在大萧条期间上任,目睹了贫富分化的严重恶果,觉得一个让大多数人丧失了机会的社会将难以自保,甚至提出“政府在你一生之中有一次没收你财产的权力”,即通过掠夺性的遗产税在你死后把财产分干净,这样每一代人都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为此,他在哈佛设立了“国家级奖学金”,即给那些学术优异的英才充分的财政支持。所谓“全奖”就是这样被发明的。

James Bryant Conant的激进言论,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校友、校董要求他辞职,但被他干脆地拒绝。同时,他秘密地进入华府,参与领导曼哈顿工程。等到战后真相大白,他声誉鹊起:是他动员和组织了国家的科学资源,及时造出了原子弹,为自由的胜利一锤定音。这也给他的主张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国家的未来在于科学,哈佛必须强调学术的优异!

可惜,作为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者。他调子唱得再高,最后还是要屈就现实。他用“科学的态度”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计算:要上哈佛,家庭收入至少要在5000美元以上。当时全国具有这样的家庭条件的适龄青年,只有15000人。这些人中,能达到哈佛最低学术要求的,大概也就七八千人。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常青藤的竞争。当时常青藤的主要财源还要依赖学费,哈佛并不例外。这七八千人,几乎是一个也得罪不起。另外,校友是主要的捐款人。校友之所以捐款,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子子孙孙都会来这里读书,这是自家的俱乐部。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年轻人都去征战,大学申请人数锐减,每个学校都等米下锅。所以,哪怕是主张死后分光财产的James Bryant Conant,对校友们也小心谨慎,继续尊重常青藤的“遗产学生”传统:即父亲爷爷进了哈佛,你几乎也保证能进。这是你们家世代的学校。至于靠学校奖学金读书的英才,实际人数相当有限。全A的天才,大概只占哈佛学生的2%。

不过,战后美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使制度性的改革得以展开。首先,二战主要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反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二战核心的道德基础。自由世界获胜后,怎么还有理由在自己家里歧视犹太人?于是,各州通过了一系列立法,严禁种族歧视。各州犹太人的政治组织也异常活跃。常青藤再排斥犹太人,不仅公共关系上过不了关,甚至可能触犯法律。这样,学术优异的犹太学生再度大量涌入常青藤校园。

教授vs校友

更为重要的,是校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长期以来,教授们都属于常青藤中的弱势群体,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很少有什么说话的权利。说“校友治校”还稍微靠谱点儿:是这些校友选举了校董,再由后者任命校长。同样是这些校友对学校捐赠,支付子女的学费。但是到了战后,特别是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有了强烈的紧迫感,要在科技上急起直追,联邦政府开始对各种研究大量投资。这就使教授的影响大增。毕竟,大部分项目的研究经费,都是跟着主持研究的教授走。一个学校雇佣了申请到联邦项目的教授,联邦的经费才能到学校里来。以耶鲁为例。联邦研究基金在1954-1955年间仅占学校预算的4.6%,到1964-1965年则占到了22.9%。在1954-1955年,校友基金贡献给了学校530万美元;联邦科研项目和合同的经费也才百万美元。10年后,局面完全逆转,校友基金贡献920万美元,虽然几乎翻番,但联邦科研经费则带来了1270万美元。教授的影响自然越来越大。当然更不用说,战后美国中产阶级迅速壮大,教育进步,达到常青藤标准的学生越来越多,申请者挤破门,学校对传统校友子弟的依赖越来越小。

校友和教授,是两大对立的利益群体。校友自认为是学校的主人,他们的利益,是保证自己的孩子能被录取,同时要让孩子像自己当年一样,在学校里潇洒愉快地度过青春,结识日后各界的要人,保障家庭传统的不衰。他们大多一生不沾学术,对于孩子功课之好坏,自然也不那么在乎。教授们则是搞学术出身,喜欢聪明的孩子,在学业上有要求。他们在战后看到英才遍地,自己手里又掌握大量研究经费,凭什么还要伺候那些富家出来的二百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校的教授们都纷纷发难,要求以学业作为录取的首要标准甚至惟一标准,并要求教授委员会调查学生的表现,介入录取过程。

然而,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变革仍然相当困难。50年代哈佛录取部的院长Wilbur Bender,虽然被许多人视为是把哈佛从东部富家子弟的地方院校转化为多元化的英才主义现代大学的功臣,但其实他对于寄宿学校的子弟有明显偏好,称他们为“绅士”,并对知识型的学生很厌恶。哈佛的录取标准,直到60年代,依然是轻学业而重个人素质。而这种个人素质,经常是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直觉。比如,哈佛把学生分为12种类型。学术类型的往往在录取中吃亏。有一类型叫作“全美国人型”,特点是健康、简单的运动能力和风格,有些课外活动,但不具备顶尖的学术能力。有60位属于这种类型但学业非常勉强的申请者,竟在1966年被录取。反而是创造型的人才,录取比例极低。至于那些身高马大,运动能力超群的白人青年,则特别容易录取。

捍卫传统的人,极力攻击视学业记录择优录取的制度,称按照这样的标准,罗斯福、肯尼迪恐怕都会被排拒在哈佛门外。大学的使命不是培养学者,而是培养社会各界的领袖。所以,录取学生要看其人格的全面发展,看其领袖潜力。那些死用功的学生,往往内心扭曲,所以要拼命在学业上出头,靠成绩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情结。相反,当哈佛录取官员面试一位中西部的白人青年时,发现他脑筋特别简单,心性乐观,不停夸陪自己来的父母,讲多么为他们感到骄傲。结果,面试官二话不说就录取了他。

最有戏剧性的大概是耶鲁。1963年上任的校长Kingman Brewster Jr.,决意执行英才主义原则,以学业水平作为录取的首要标准。他把自己形象地比喻为一位知识投资人,要甩掉那些即将贬值的股票,大量购进有升值潜力的股票。在他看来,那些一天到晚就知道打球、派对的盎格鲁-萨克逊富家子弟就是要贬值的股票。在未来的知识社会,那些脑袋瓜聪明又肯努力的平民子弟,则是要大涨的股票。为此,他任命了Inslee Clark Jr.为录取部院长。Inslee Clark Jr.对英才主义的录取原则执行得如此彻底,使1966年(即新录取政策执行的第一年)耶鲁学生的中等SAT(即有“美国高考”之称的学术能力测验)大幅度提高,以1408分对1385分的优势反超哈佛。与此同时,学生的身高普遍降低。超过6英尺的学生比例,在新生中从1965年的26%降到1966年的20.6%。平均身高从70.4英寸降低到70英寸,创造了1883年以来身高降低幅度最大的历史纪录。这一切激怒了校友。许多人大呼让他辞职,许多人停止捐款。他不得不面对校董事会的质询。在质询中,一位银行家教训他说:“你在谈论那些犹太人和公立学校的学生吗?你看看这间屋里的人。他们都是美国的领袖。这里没有犹太人,没有公立学校的学生!”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1977年,Kingman Brewster Jr.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离开了耶鲁。继任者谈到他的政策时,叹气说,“我们也许走得太远。”有些论者指出,他的政策,使大量耶鲁校友停止捐赠,最终导致了90年代初的财政危机,乃至使人们对耶鲁是否会破产议论纷纷。不过,他的政策彻底转化了耶鲁。其他常青藤也完成了相应的转型。学业在常青藤教育中越来越重要。

远未结束的“战争”

不过,这是一场远没结束的战争。用Kingman Brewster Jr.的话说,在后工业时代,各行各业的领袖的知识含量都越来越多。培养领袖而强调学业,乃是常青藤的必由之途。看看今日的现实,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等企业领袖,都有着坚实的知识背景,和过去的企业家大为不同。不过,学业依然是个人能力中非常有限的一个面向。过度强调学业,是否忽视了“领袖潜质”?所以,常青藤依然在学业之外另设标准,对个人素质单独打分。

但是,批判者指出,学业水平固然反映了比较狭窄的能力面向,但毕竟是能够比较准确衡量的因素。个人素质,则充斥着各种主观偏见,甚至连个人相貌都成为评选的标准。这种主观偏见,往往又反映着主流社会的文化偏见。所谓“领导潜质”,有时则流于血统论。布什的儿子当然具有更多的领导潜质。这不是因为他具有超凡的领导能力,而是比谁都更能拼爹。这么一个SAT语文部分仅考了566分的人,在1964年靠着家门挤进耶鲁,几乎是耶鲁实行录取新政前的末班车。如果Kingman Brewster Jr.早几年推行新政,他恐怕就进不了耶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耶鲁太过注重成绩而漏掉了一位未来的总统。但是,看看布什当总统的表现,是否他不做总统的话将是美国之大幸呢?是否这个机会留给平民子弟更好呢?

不管结论如何,常青藤已经今非昔比。少数族裔的学生占据了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一半是亚裔。几乎个个是学业上的超人。二战前,美国的领导阶层强调的是种族和文化的纯净性,现在强调的则是多元性。常青藤早已从美国东部的地方大学转型为世界性大学。不过,英才主义的胜利仍然未能实现3位伟大校长的理想。选贤与能的结果,没有弥合社会的不平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不平等。一系列研究揭示,一旦唯才是举的英才主义成为竞争规则,中高产子弟就将获得更大的优势。哈佛前校长萨默斯指出,目前在美国的精英大学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于最底层的25%的人口,仅10%来自收入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一半人口。另外,“遗产学生”(即校友的孩子)和运动特长生(主要是白人中高产)和非亚裔的有色人种,仍然享受着更低的门槛。保守主义者指责种族平权政策对有色人种的照顾是歧视白人。但是,看看哈佛的学生成分就知道:25%是犹太人,20%是亚裔。如果真正彻底实行了英才主义,按成绩择优录取,其他有色人种的比例将降低,但亚裔的比例会大幅度提高;白人从有色人种手中抢到的名额,又会丢到亚裔手里,使其在哈佛学生中的比例仍然达不到白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事实上,白人依然靠着遗产学生和运动特长生在常青藤升学战中占了不少便宜。所以,这样的数字也许值得我们问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操纵着常青藤保护自身利益到最后一刻的白人,是否已经成为这种保护的受害者?文化特权享受惯了以后,白人是否也开始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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